就《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中若干问题向葛剑雄先生请教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2020年4月7日刊发了葛剑雄先生《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今天晚餐时，无意中在朋友圈发现并拜读了这一大作，现就有关问题求教于葛先生。

       1.  葛先生说：“无论“一带”还是“一路”，都离不开“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原始的、狭义的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的，指公元前2世纪形成的从中国的古都洛阳、长安连接中亚今乌孜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的交通路线。”

       我的问题：众所周知，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一旦进入这条路上，它就成了商品。我不解的是，李希霍芬为什么将这条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而不是与其它物品挂钩？这是否意味着，在李希霍芬看来，这条路上的主要商品或者最重要的商品就是丝绸？如果不是，那么，这个名字为什么一经提出就被学术界认可？如果是，这又意味着什么？

       2.  葛先生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已经说明......所以这条道路只能是由西向东开拓的，其动力和需求来自西亚、中亚，而不是东方的中原地区。在今河南安阳发现的商王后妇好墓中出土的大量玉器都是用和田青玉制作的，妇好死于3200多年前......都应是沿着这条路输入中原的。”“就像昆仑山的玉石，既可以由当地人向中原输送，也可以由中原人去那里采集或购买，关键是需要有其他证据支持才能作出判断。”

       我的问题：众所周知，玉器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妇好墓中的和田玉，无疑来自新疆地区。确凿文献证据如《伊尹朝献·商书》，商朝立国之初，根据商汤的旨意，伊尹对四方来朝的贡品提出要求：

“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孅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

       法定的贡品中，专门提到了“白玉”。朝廷和社会认可、重视并广泛使用和田玉，是不是“动力和需求”？何以证明不是商朝派官员去那里取回或者是当地官员上贡朝廷的呢？何以证明当时和田地区不是商朝的领土呢？如果没有大批中原士人到昆仑山，朝廷又是如何发现和田玉的呢？如果不是由朝廷组织玉石开采的话，那么，为什么中国以外的地方没有出现玉石文化呢？

       3.  葛先生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中发现过约3000年前的欧洲白种人的尸体，近年来在甘肃西部发现的公元前的遗骸也被鉴定出欧洲人的基因，说明当时已存在自欧洲到达今新疆东部甚至更东的交通路线。.”

      我的问题：何以证明古墓中的白种人，一定是当时自“欧洲”过来的？

      4.  葛先生说：“而在此前的公元前174年，原来处于祁连山西段的月氏人西迁至妫水（今阿姆河）流域今阿富汗、伊朗东部......”

      我的问题：作为炎黄子孙的一支的大月氏西迁后，迅速实现开疆拓土，是否是东方文化拥有显著优势的表现？大月氏在西亚、南亚、中亚建立强大的政权，这是否是典型的文化自东向西“传播的过程”？

      5.  葛先生说：“公元前139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就找了一位匈奴向导，不仅从长安出发到匈奴控制区，从大宛往康居、从康居往大月氏也是依靠当地的向导和现成的道路，说明匈奴人中已经有熟悉西域的交通路线、富有经验和生存能力的旅行者。”

       我的问题：亲眼见过匈奴人的司马迁、班固说，匈奴人乃夏后氏之苗裔，也是炎黄子孙。大月氏也好，匈奴也罢，他们的成就，都是炎黄子孙的成就。几十年前大月氏为躲避匈奴逃亡西迁，汉朝人不知道大月氏的具体位置，不奇怪吧？

       6. 葛先生说：“以西汉控制西域的时间和投入的人力物力，绝无可能新筑成这样的道路系统，显然都是利用旧有，说明这些道路在此前已经存在，自然非汉人所筑。”

      我的问题：古今中外，有人生息繁衍的地方，就会有道路。汉朝以前的西域也必然如此。要求“丝绸之路”的每一寸道路都由汉朝修筑，等同于要求：中国商品出口美国后，在美国流通的每一条道路都必须由中国建设，运输工具都必须由中国提供。讨论这样的问题，是否很无趣？

       7. 葛先生说：“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国一直以“天下之中”“天朝大国”自居，缺乏了解外界的兴趣和动力，更不愿甚至不敢外出，从未出现真正意义的旅行家、考察家、探险家，个别获此称号的人其实都另有使命或目的，如张骞负有政治、军事使命，法显、宋云、玄奘是为了求法取经。”

       我的问题：如果古代中国“ 缺乏了解外界的兴趣和动力”，那么，中国二十四史中连绵不绝的外国志从何而来？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完备的记录外国的史书？至于“旅行”云云，古代没有银行卡，如何长途旅行？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云云，是真是假，有谁给出定论？他们的“游记”，至少是关于中国的部分，难道没有明显的破绽？

       8. 葛先生说：“造就杜环这位大旅行家并使他的事迹得以流传的是一系列偶然因素，而不是他个人或社会的必然条件。”“所以在这条丝绸之路上历来只有“胡商”或“商胡”，连敦煌石窟中留下的壁画也是“胡商遇盗图”。”“既然如此，作为丝绸原产地和输出地的汉朝、唐朝商人，为什么不捷足先登呢？难道他们没有商业头脑，看不到商机，不想发财吗？”“但迄今为止还未发现中国商人出境经商或利用这条丝绸之路外出经商的记录，在“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的范围内也没有发现中国商人曾在那里活动的证据。”

       我的问题：杜环在《经行记》说，他在大食看到“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環和吕礼”。仅他所看到的，就有籍贯分属两地、业务各不相同的两拨中国商人。这些商人，显然是自己过去的，为了发财才过去的。中国人直接到大食，在当地开厂起画、织络，是不是更高层次的商业活动？是不是比提着脑袋穿越大漠进行长途贩运的更先进？

      9. 葛先生说：“物以稀为贵和商人逐利的客观规律，使汉朝的丝绸很快在西域向西流通，最终进入罗马。罗马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再贵再多的丝绸也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何况能进入罗马的丝绸毕竟数量有限！超高利润驱使一批商人不畏艰险，长途跋涉于这条丝绸之路，不少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后人在沿路发现的累累白骨见证了这一残酷的史实。”

       我的问题：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当“累累白骨”让大批中国丝绸涌入罗马仍然供不应求的时候，罗马向中国输出了什么？换句话说，罗马是用什么换取中国的昂贵的丝绸的？如果是罗马用黄金白银换取，罗马在持续千年的丝绸之路上共输出了多少吨黄金、白银？

       10.  葛先生说：“可是商人在社会上的整体地位是很低的，而且从秦始皇到汉高祖、汉武帝都将商人置于社会的底层，压制打击不遗余力。如秦朝规定商人的户口必须登记于商籍，而且子孙不得改变身份。正常征发兵役、劳役不足时，商人是仅次于罪犯的候补征发对象。汉高祖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出行时不能乘车，还加征税收使他们经营困难。汉武帝将盐铁收归官营，断了一群大商人的生路，鼓励民众举报商人的财产并将部分没收的财产作为奖励（告缗），更直接掠夺商人长期积累的财富。”

      我的问题：葛先生这里列举的，全是“战时状态”的事情，这并不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常态吧？战时状态下，一切服从国家急需，这是世界通例吧？至于盐铁官营，这是在税率极低情况下，实现“民不加赋”而解决国家财政需求的一个措施，应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吧？总不能一边让商人发着大财，一边向贫困百姓加征更沉重赋税，来确保战争经费吧？

      11. 葛先生说：“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一直没有对外贸易的概念，自然更没有这样的需求。”

      我的问题是：自古以来，中国朝廷就设有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的机构，在边境设有贸易口岸。如果没有对外贸易概念，这该如何解释？至于对外贸易需求，且不说民间，朝廷就很强烈，比如买马，这是事实吧？

      12. 葛先生说：“来自外国的商人只要打着“朝贡”“进贡”的旗号，不仅通行无阻，吃喝全包，还能获得比商业利润高得多的“回赐”。”

      我的问题：葛先生所言，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自古以来，中国朝廷都设有负责外交使节管理的机构，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如果没有外国官方给予的使节凭证，是不能得到“吃喝全包”的待遇的；而这使节凭证是中国朝廷与各国官方明确约定，无法伪造的。不少外国使节顺带做生意挣点外快，则是另一回事。

      13. 葛先生说：“唐朝长安城中的商人几乎全属“胡商”，特别是来自费尔干纳盆地的粟特人。”

       我的问题：葛先生所言，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无论何朝何代，中国首都的商人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唐朝长安城更是如此。翻开唐代笔记和史书，长安城中，有唐玄宗说朕最贵你最富的大商人，有与武则天家族交往密切的大商人，有商业网络遍及全国的富商。真正的富商，全不见“胡商”的影子。

       14. 葛先生说：“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对外传播文化的目的，缺乏这方面的动力，更不会有积极性。”“既然认为境内外的蛮夷还不配接受中国文化，当然就不会主动去传播。”

      我的问题：葛先生所言，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著名的，如唐朝国子监，挤满了来自四夷的公子王孙；唐朝皇帝的卫士中，有大批的来自四夷的王子，还有比接收“留学生”更有效的“对外传播文化”的方式吗？又如，四夷统一使用中国颁布的历法；又如，朝廷安排唐玄奘翻译《老子》提供给印度；又如，王玄策等人在印度留下了不少的碑刻。自古以来，至少在亚洲地区，中国文化一直是最强势的文化，这是铁的事实。近二千年来，中国文化对外产生了哪些影响？需要当今学术界去挖掘，而不是随心所欲地无端否定。

      15. 葛先生说：“我20世纪40年代出生于传统文化发达却比较开放的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镇上出过不少学贯中西的学者，出过洋、留过学、见过外国世面的人也不少，但从小依然听到过种种丑化外国人、外国文化的说法。”

      我的问题：以此证明中国人落后保守，没有意义。在六七十年后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地球村时代，近两天，我看到某白种人国家的电视上演了这样的节目：中国人自古吃蟑螂、头发等，武则天亲口吃蟑螂、头发等。对此，不知葛先生如何看待？

       16.  葛先生说：“一方面，唐朝的大门的确开了，大明宫里出现“万国衣冠拜冕旈”的盛况，据说朝堂里突厥等外国人占了一半。长安城里也到处是胡人、胡商、胡姬，听的是胡乐，看的是胡舞，吃的是胡饼、胡瓜、胡豆、胡麻。另一方面却从来没有放本国人外出，或允许本国人出国贸易、游历、考察、学习。迄今为止能查到的屈指可数的出国记录都是出于偶然或例外，如玄奘是为了取经，且属非法闯关；杜环是怛罗斯之战中阿拉伯军队的俘虏......”

      我的问题：葛先生所言，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玄奘非法闯关，是因为当时局势紧张，他所经之处是战场，十分危险，故而封锁边关。“迄今为止能查到的”“的出国记录”绝非“屈指可数”，也许应该是数不胜数，仅一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计当垂拱元年（685年）”，唐朝便已经有“总五十六人”赴西域求法。也许，我们需要的是耐心查阅文献。

     匆匆而草，不当之处，还望贤达指教。

                                              2020年11月25日夜